把我當路邊陌生人就好了

連值兩天班本來預期以平安結尾，卻在週日的晚上連來三四個病人。 這就是我們可以預期的，正常情況。

我在開第一台的時候，急診又告訴我有個五六歲的小孩要處理。 X光片一看，乃是肱骨髁上的骨折，既有移位，也有旋轉的變形。我的經驗告訴我，要做得完美，讓手術後的X光片看起來很漂亮，不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。

雖然小孩子的骨折都會長好，而且大多沒有後遺症，但是如何能說服家長相信沒有接得很漂亮，不會有後遺症，是件極端困難的事情。有時在門診費盡了唇舌，幾乎要發下毒誓，家屬才心不甘情不願半信半疑走出診間。 等到骨頭如預期長好了，也不見他們有什麼欣喜的表情。怎麼了？我是欠你們家屬和小朋友的嗎？

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在台灣小兒骨科是冷門的科目：不被信任，沒有立竿見影的治療效果，家屬永遠在傳統醫療和西醫之間擺盪。

我第一台手術之後連著接那位小朋友進手術室預備開刀，在護理站，我向家屬解釋病情，解釋為何需要開刀治療，如果保守治療會如何，如果開刀會有可能的併發症和後遺症，大概多久會好。不知道為什麼，遇到的家屬對於骨折多久會好總是特別有疑問，有意見，甚至想要，有異議。

我說這骨折大該三到四週會癒合，到時就可以拆掉石膏和鋼針。

“你說四個禮拜喔！“說這話的是他的爸爸，將他的四指朝後，食指朝前，尖尖地指著我。

將近子夜，被人這樣指著質疑，非常不舒服。更何況，我們的手術開都還沒有開。一時之間，有點想不要開算了，你去找別人吧！我只是人，哪能給你包醫，還要忍受你的無理蔑視。 我不要你多尊重我，但是，你在馬路上，對著一個陌生的男人，你敢這樣子的語氣說話，這樣子的肢體語言挑戰嗎？ 如果不敢，為何對一個預備給你小孩子開刀的醫師這麼說話呢？

可是我是個身經百戰的醫師，所以，並不會將這個場面激化。我用科學數據來引開他不恰當的情緒表達，我們還是順利把手術做完了。

晚上躺在值班室，想著這件事情，想著我下次應該如何面對這樣的場面。 我想這個爸爸，很慌亂，沒有信心或經驗可以跟醫師做很理性的溝通，所以虛張聲勢。也許現在他也會懊悔為何說話不得體，也許不會。 在當時，我是主導者，我應該將場面轉向大家關心他孩子的方向。畢竟，我們大家都很愛他的孩子，想要給他孩子最好的治療結果。

六月號的天下雜誌說得好，台灣現在缺乏彼此之間的信任。我們如何要求第一次見面的醫病彼此掏心掏肺，誠懇溝通？ 我想我可以在那時，伸出我的手，將他的手握起來（當然包括他的食指），說些同理心的話：

“X先生，我可以理解家屬現在都很緊張，沒有頭緒。但是，我們會盡力將你孩子的手術做到最好，也請你給我們醫療團隊最大的支持和信任。“

好像在演戲喔？ 人生本來就是在演戲，因為我們都在扮演某個角色。該我的時候，我就該踏出去，引導這個局勢，走到相互蒙利的方向上，而不是彼此猜忌，不滿，甚至怨恨。 這個爸爸雖然做爸爸了，說話還是像青春期的國中生一樣，控制不住自己地要說：

“怎樣，你想怎樣！“ 我雖說他，這場景卻更像路上的交通事故，兩個駕駛，劍拔弩張，虛張聲勢，眼看要打起來。這社會的風氣如此，真是沒辦法。台灣民風崇尚草莽，我們在這當中長大的，很難有自覺。怎麼辦？還是要靠理性的自覺啊！

今天早上去看小朋友，還在啜泣著，手術傷口會痛。孩子的阿嬤說，是爸爸返鄉帶孩子去玩，去了麥當勞又沒看好，小孩頑皮從高的地方跳下來，才傷到骨折的地步。言下之意，錯在自己的兒子不小心。 說著說著，她的兒子也就是小孩的爸爸來了，表情很柔和，聲音也很平靜了。

我只會和他說些小孩子應該注意的事情，我不會說任何讓他更內疚自責的話，他的壓力應該很夠他受的。 同樣的我也不會要求他注意說話的對象是他孩子的主治醫師，下次門診追蹤時，他能把我當路邊的陌生人一樣尊重就好了。